巴黎气候谈判期待拐点
时间:201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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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协议已经失败了好几年,巴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很可能扭转局面。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研究学院国际关系教授David G. Victor和斯坦福大学地球,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兼教授James P. Leape(都是成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可持续发展指导委员会主席)在“自然”一文中,各国外交官起草了可行的文本文件,可以通过。商业公司和环保组织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入这个过程。

  文章指出,政府,开发银行和基金会正在筹集资金,帮助最穷的国家支付减排成本,应对气候变化。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由于问题的关键,会议以失败告终。目前联合国和东道主法国已经认真制定了谈判议程,以便他们可以一起努力。即使是宗教领袖也正在强调气候变化的潜在危险。

  巴黎会议的好消息是它将建立信心,这是有效实现国际合作的关键因素。如果他们认为其他人也这样做,那么政府和企业将会在未来对低碳行业进行投资。该协议将确认一种新的,灵活的,自下而上的气候外交的可行性,以适应国家承诺的不同偏好和减排能力。相反,“京都议定书”的僵化目标和时机只对世界上少数国家具有吸引力。

  但是,仍然需要一种安抚剂。现在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外交官一直在拖延最棘手的问题,比如如何确保国家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如果重点转移,那么这些商业协议将是短暂的。

  维克多和利普指出,巴黎会议的成功还取决于未来的发展。 “巴黎协定”生效后,到2020年,外交官有很多事情要做。民间社会,特别是商界,必须大胆向节能减排转型。政府和企业必须建立和支持适当的审查和问责机制,以确保遵守承诺,非政府组织在监测中发挥关键作用。科学家们必须进行与政策制定,估价和气候变化影响密切相关的研究。

  业务承诺

  达成协议仍然是最重要的挑战。全球媒体和政治领导人关注他们时,公司很容易作出承诺。然而,恶性竞争使投资成本高,技术含量低,风险低的恶性承诺难以实现。

  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许多企业和政府为减少森林退化所做的承诺。 2010年,由大型零售公司和消费品公司组成的消费品论坛宣布,其成员将不再将森林从供应链,特别是棕榈油,大豆,牛肉,木材和纸浆供应链中砍伐。超过300家公司做出了这一承诺,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商和贸易公司,该公司拥有世界棕榈油供应的一半左右,并承诺不会砍伐或破坏泥炭地。

  鉴于供应链中的土地管理,燃料生产和消费品等极其复杂的过程,很难确保上述承诺已经出现,问题已经出现。然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导致许多企业致力于更可持续的方法,如果产品对环境有害,他们也担心消费者的抵制。在巴黎会议之后,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需要通过相关的机构和供应商进行更换,而非政府组织也需要在与公司合作的过程中施加持续的压力,以执行相关的行动,以确保广泛的改革。主要生产国。

  Victor和Leape认为,要把整个行业转向更可持续的生产方式,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合作。经济刺激是必要的,所以没有一个企业可以从砍伐森林中获利。相关解决办法可能因国家而异,但仍然可以采取一些无处不在的办法,其中包括法律手段,财政制度,财产权和公共行政等更好的监管措施。

  商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在观察巴黎会议是否会成为分水岭。政府正在寻求行业可接受的减排迹象,并对一些竞争国家是否会采取减排行动持怀疑态度。对于巴黎谈判的所有善意,首先是鸡还是鸡蛋的问题,解释为什么气候政策需要国际合作,以及为什么在过去的25年中取得的进展甚微。政府必须克服一些巨大的未知因素,比如减排会存在什么成本?其他国家会尊重你的贡献?如果国际合作不能增进互信,那么政治家和商界领袖就只会说多,做点事。

  新的外交政策

  对巴黎会议的乐观主要是由于自下而上的讨论制度,理论上符合部分地区的政策制定。特别是有人认为合作是必要的,但是不知道做什么区域。国家对外交术语的承诺预计是国家自主贡献(INDCs),以便各国政府能够为国家的最佳利益履行承诺。这种做法导致了诸如美国,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承诺,它们不喜欢严格的国际法律义务,而是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从全球角度来减排。例如,中国的承诺有助于缓解全球变暖的过程,同时也可以解决国家对减少空气污染和确保能源安全的担忧。

  只是承诺可能是危险的。现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内容薄弱,有些国家甚至没有提供减排报告,其行业缺乏气候谈判的过程。除非承诺制度得到改善,否则这些所谓的承诺将成为最后期限。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以前的气候变化议程未能有所作为。例如,亚太经合组织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是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并由前总统乔治·W·布什于2005年成立。

  维克多和利普表示,承诺必须包括足够的细节和透明度,以便外交官可以将国家贡献与未来更雄心勃勃的集体协议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巴黎会议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这些国家建立更严格的标准和更强大的审查制度。

  遥遥领先

  在联合国系统下,只有在达成协议后,不愿意履行承诺的国家才能轻易违反条约。国家和企业需要找到方法,在那些与更广泛的全球目标保持一致的小型,更有针对性和实际操作的小组中实施。这不能单靠利他主义的精神来实现,而要靠自己的利益,对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重新思考自己的利益。

  希望使这个更加灵活的减排系统工作的国家应该自愿做更多的事情,比如改革或者重新审查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美国和中国应该提供去年11月达成的双边气候协议,接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世界银行等组织的独立审查。两国应展示其减排承诺的有效性,发挥示范作用。

  企业也需要认识到,要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贡献,就需要透明度和问责制。巴黎会议之后,企业如果不能表现出承诺,就会付出合法的代价。企业的承诺应该与政府的捐助一起审查,这些领导企业应该在新的管理体系下进行独立的审查。非政府组织在解释公司减排承诺,评估实际减排成果和分析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领域方面有着重要的任务。

  对于学术界来说,这个自下而上的外交体系也需要新的技术。地球需要什么样的保护政府和企业做出了什么保证?承诺和保护之间有什么差距?科学家们仍然需要对这些情况进行定期的全球科学评估。同样迫切的是跨学科的研究,以预测这些混乱,无政府主义的监管制度如何工作。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的科学家需要共同研究社会如何演变,如何实施政策改革以及可以评估哪些措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有价值的建议。

  怀疑论者看到的可能是巴黎谈判的混乱现实,并声称在工业革命前的革命中实现全球升温2°C的目标已经降落。但对维克多和利普来说,更好的衡量标准是巴黎会议是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和政府参与气候变化的讨论。巴黎会议结束后,真正的脱碳做法必须开始。 (红枫树)

  “中国科学”(2015-12-09第3版国际)